東邪西毒合壁，莫之能禦。

很是感謝陳雲先生的另一篇鴻文《東邪西毒》。在當今一片"來生不做中國人"、"中國人就是賤"、中國人生產世界垃圾"的氛圍中，這篇文章真箇是一帖清涼劑。或許，我們也不能責怪鍾祖康及陶傑之流。說到底，中共暴政對中華文化及風俗也摧殘得太徹底了。今之中華人對自己之古老風俗及傳統文化所知有限。所以，中共治下的一切光怪陸離的事亦一一算盡了中華這筆賬上，渾然不知中共師承的不是老祖宗，而是蘇維埃聯邦的列寧及史大林。共產主義本身也是入口的，不過老毛將西毒配合中國固有的廿四史的帝王權術合壁，潛移默化，中共的一切也變成了中華的一部份了。嗚呼哀哉，東邪西毒合壁，莫之能禦。中華文明可有反身之日? 木宰羊。

現附東邪西毒完文以資參考。

東邪西毒 - 陳雲

孫文說：「中國人是一盤散沙。」魯迅說：「哀其不幸，怒其不爭。」柏楊視中國文化如一醬缸，呼號：「中國人，你受了什麼詛咒？」龍應台說：「中國人，你為什麼不生氣？」孫隆基說中國人停留在佛洛依德說的口慾期，中國文化是「鏟平主義」，國人有集體，無個性。陶傑說中國文化是小農ＤＮＡ。鍾祖康引述中國大陸的網絡調查說：「來生不做中國人。」

鍾祖康在香港《開放》雜誌的文章搜羅中國內地奇聞，如販賣器官、煮食嬰胎、食品造假及毒害、豬牛灌水、鴉片火鍋湯、瓷器及玩具含鉛，警惕中國賤貨毒害世界，都是類似吳宏達揭露中共勞改酷刑、勞改產品及死囚器官販賣的路數，只是遍及其他。不知中共者，視之為駭人聽聞。毒奶事件之後，外界China free（無中國大陸來源製品）之聲不絕，港人始信服鍾之文章。近文輯錄成書者，《來生不做中國人》及《中國比小說更離奇》都在台灣出版。

鍾之舊著《高官廢話寶鑒》（二○○二），我在民政局供職之時，常置於書櫃，使同僚得見，引以為戒，如今也成了我在本版寫「香港文字學系列」之參考。該書記錄香港官員敷衍塞責之無聊官腔（如「不評論個別事件」），具體而微。

毋鑒今而推古

鍾之書，事實詳盡，可惜推論欠善，史識畢竟局促，致其文章流於孤憤，陷入民族性格學（Volkscharakterologie）之巢臼，重複文化ＤＮＡ論之俗套。粗疏之論，既無助於發明真相，亦無益於反共抗爭，徒令中共可以振振有詞，視之為反華勢力之附庸而已。《來生不做中國人》的自序說：「我再多認識了一點中國歷史，多讀一點學校老師沒有叫我看的中國古書，和涉獵一下外國人對中國歷史的研究，我不得不相信：中國之胡天胡帝確實並非始於中國共產黨。原來殺中國人最多的就是中國人自己，並非毛澤東才這樣，而是向來如此，幾千年來人人為逞一己私欲過皇帝癮而殺戮不絕…」〈中國比小說更離奇〉一文說，「在此再舉兩個例子，譬如無數人覺得中國人手握四大發明而竟然走向衰落相當離奇，但今天統治者控制、糟蹋和誤用互聯網，不就是我們的祖先糟蹋紙張和印刷術的翻版嗎？…鑑今而推古，雖不中亦不遠矣。」哎，毛澤東的暴政，冠絕古今中外，且中國古人又如何糟蹋紙張和印刷術呢？古之帝王，有像毛澤東一般，印《毛主席語錄》全國傾銷，號令批鬥殺人千萬的麼？中共不正正就要殺戮文士、毀棄文物、截斷文化傳承，以便建設「新中國」的麼？鑑中共之今，何以推中國之古呢？

中國文化是否醬缸，國人是否都是如此懦弱畏縮，低頭認命，只想來世遠離中土，脫離華籍？古人坐言起行，不等來世。夏桀暴虐無道，臣民指天誓日：「時日曷喪，予及汝偕亡！」用白話說：「你這個太陽（夏桀）何時滅亡啊？我與你同死吧！」戰國時代，不少刺客行俠仗義，血濺王侯，太史公為之寫《刺客列傳》。李白《俠客行》曰：「十步殺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與名。」滿清以殘毒之術統治漢人，養成奴氣，至清末仍有汪精衛刺殺攝政王，「引刀成一快，不負少年頭。」即使共產黨集合中西方之政術，奴役人民，今年七月一日，上海有楊佳大鬧閘北公安局，血刃官衙以洩私憤。然而，為推翻暴政而揭竿起義者，中共建政之後，絕無僅有。畢竟現代政術運用軍警特務及意識形態霸權，不易抗擊。

中共暴政乃出自現代法西斯政術，雜有中國權術，東邪西毒合壁，然而始終以西毒為主。奈何中共的學者，卻有很多將現代的法西斯專政，投射到王朝中國去的，說古代是君主專政之世，今是人民民主之世。香港的論者，也把本來是歐洲社會的舊事，如宗教迫害、色慾禁制、奴隸剝削等，張冠李戴，視為中國社會的舊事。可惜中共的統治久了，中國民風改變，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共走資之後，共黨增添了迷惑的外衣。近年外國反共勢力也失去分寸，放棄過去的共產中國、中共、紅色中國等講法，直稱China，反共與反華不分，中共乃與中國日漸混同。目前在香港仍堅持用中共、中國大陸、「新中國」的，只有老一代的評論傳承，新一代的多是追隨大流，學李登輝之舌。中共也樂見外界的論者將中共與中國人民及中華文化一同捆綁，不必多花錢籠絡外界文人，便可裏應外合，檢其現成便宜。

東邪易見，西毒難知

清末，文字訓詁學家胡樸安《中華全國風俗誌》（一九二二），自序諷刺當時之革命文人政客不知國情，強行引進西學，提倡自由平等與階級鬥爭，又怪罪國人不知團結不愛自由，革命意識不足：「今之從政者，昧於中國情形，稗販東西成法，強納不適宜之中國。本無約束也，盛為自由之說，本無階級也，盛為平等之說…多數人民，未受種種之痛苦，故對於自由平等、經濟支配、勞工神聖之說，漠然不動於心。而為此說者，卒不能以之增進人民之幸福。適為少數人借為爭權奪利之資。」

日本書商內山完造於民國初年旅居上海，經營內山書房，主辦「漫談會」（文化沙龍），魯迅是其常客。二十餘年，內山走動街頭，體察民情，目見筆錄，寫成《活中國的姿態》（東京，一九三五年），也是珍貴的中華民俗誌，中文版八十年代初在大陸再度發行。一篇寫到橋頭小販賣粥的，粥販遇了來去匆匆的行商、辦公人員之類，便把新開的粥鍋的上層舀出，賣予他們，上層的粥較稀。賣得一半後，下層的粥便賣給在旁守候的苦力工人，下層的較稠。上層與下層的粥，價錢是一樣的，有錢的食上層，貧民食下層。粥販不會以商業公平的原則，將粥鍋攪勻之後售賣，斯文顧客也不計較貧民顧客多取粥米。〈零買較賤〉一章，說上海里巷的雜貨店，窮人掏小錢來買零貨，掌櫃多給一點，貨價變得賤了；有錢人用大鈔買一筆貨，卻不會多買多送。內山說：「對於貧寒者多給一些，對於有錢的人，盡量多賺他些，豈不很好嗎？這便是支那民族的偉大不成文定律了。」

分多而潤寡，損有餘而補不足，乃小民皆知之仁義。可恨當今特首見了老人以生果金補貼生活，知道老人果然貧寒，竟說原為敬老而設的高齡金已變了質，要加設資產審查，以官僚關卡來招呼貧苦老人了。

另一篇〈生命與權利〉比較洋租界與華區的收地手法。洋地主買了荒地，上有三十多貧民搭棚居住，洋人即日召來巡捕（警察），大頭皮靴踢走一眾老弱婦孺。閘北區一華人財主買了荒屋，內原有乞丐寄居，財主沒叫巡捕來，只是布施金錢，指點生路，好話說盡，才將乞丐請退。貧民的生存權，超越富人的產業權。〈口言謝則失其親切〉一篇，使人深思。內山舉了兩日本人親見的例子。街中一賣燒餅小孩為一人力車撞倒在地，燒餅四散於地，小孩拉住車夫索賠，車夫不允，兩人爭執不下，觀者如堵。中有一人向前問曰：「所值幾何？」答曰：「一元。」此客取一現大洋交予小孩，轉身而去。小孩並不言謝，眾人皆散，無人多置一詞，視若平常。兩日本人批評中國人不知感恩。然而，內山認為中國人不以救助弱小為恩，富人本有布施窮人、為窮人解困的道義，這正是日本商業化的社會需要學習的。內山當時已五十多歲，大概已覺察日本在西方之軍國法西斯專政之下，仁義溫情不再，他勸誡日人勿賤視中國，莫以商業社會之新道德質疑一個文明古國的舊道德，應多取人之長，補己之短。

民國十四年（一九二五），史學家顧頡剛帶領北京大學師生，考察京郊之妙峰山香會，是為中國現代民俗學首次之實地調查。顧攀山越嶺，追隨進香隊伍，驚覺民間宗教組織之互敬互助與慷慨施予，至少有九十九個香會分工合作，負責開路、修繕、獻茶、果品饅頭、汽燈照明、縫補、灑掃等義務，人人頭戴紅花，依照香會張貼之禁令與指示行事，一片古風。師生久居城市，不知鄉野民間社會，竟是如此自律有禮。顧說，「這是民眾的信仰力和組織力的表現」，輯錄《妙峰山》（一九二八）一書誌之。今日，妙峰山香火已滅，再無香會的民間組織，但地方幹部藉顧頡剛調查之盛事，辦起文化旅遊，到處設立關卡收費。何以數十年後，神州淳樸不再，到處詐偽成風，答案不是顯而易見麼？